Lord Reed 于法治实施国际会议上的演讲[1]
演讲原文：
https://supremecourt.uk/uploads/ukraine_departing_from_precedent_lord_reed_82d71af3e3.pdf
Lord Reed（里德勋爵）简介
Robert John Reed, Lord Reed of Allermuir于2020年1月13日接替Lady Hale of Richmond，就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被任命为院长之前，Lord Reed于2012年2月6日首次被任命为大法官，后于2018年6月7日起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Lord Reed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牛津大学进行了法律方面的博士研究。他取得了苏格兰辩护律师和英格兰大律师的资格，并曾在苏格兰担任了13年的高级法官。
除了在最高法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任职外，Lord Reed还是欧洲人权法院特设法官小组的成员。
以下为笔者对演讲的翻译：
我很荣幸也很感激受邀参加此次会议。我向大家转达英国法官们的美好祝愿，以及他们在当前极为艰难时期的支持。
任何终审法院都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在通过保持判决的一致性确保法律确定性，与确保判例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保持相关性之间取得平衡。如果可以过于轻易地背离先前判决，就会降低判决结果的确定性和处理方式的一致性，进而损害法治。但如果背离先前判决过于困难，法律则可能变得僵化，与当今社会脱节。在普通法体系中，这一困境尤为突出，因为基本法律原则由判例法确定，而且法院通常必须遵循先前对其面前的问题的判决（“先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所有没有更高上诉途径的法院都会面临的问题。我希望英国的经验能让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产生一些兴趣。
尽管历史底蕴深厚，但英国最高法院相对而言是一个新法院。它在2009年取代了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成为英国最高级别的上诉法院[2]。我们从上任者那里继承的一项内容，就是在决定是否背离自身判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这一标准载于 1966 年上议院发布的一份《实务声明》，并由一系列适用该标准的判例法加以补充[3]。
在英国，遵循先例是确保法律清晰且可预测的重要手段[4]。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实务声明》发布之前，上议院根本无法背离其先前的判决[5]。法官们认为，允许推翻终审法院的先例，会削弱人们对确定法律的地位的信心。他们认为，为了避免一位大法官所说的 “灾难性的不便…… 每个问题都可能被重新辩论，人们的交易因不同的判决而变得不确定”（London Tramways at 380 (Earl of Halsbury LC)），即使因严格遵循先例而导致个别案件出现不公平的情况，也必须予以容忍。
这种僵化导致了所谓的大量“judicial gymnastics”，法官们试图对他们不想遵循的先例加以区分，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出将早期的判决与当前法院审理的案件区别开来的一个依据（Neil Duxbury, “Final Court Jurisprudence in the Crystallisation Era” (2023) 139 LQR 153 at 159）。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无法推翻判决的情况下，法院基于不充分的理由区分早期判决，这本身就损害了确定性和一致性(R v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er, ex parte Hudson [1972] AC 944)。到1966年，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以便让国家的最高法院纠正错误，并使普通法能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
因此，《实务声明》旨在平衡两种期望：一是应遵守现有原则和先例，二是这些原则和先例应符合我们当代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Alan Paterson, The Law Lords (Palgrave, 1982), p. 156)，而这两种期望有时相互冲突。它首先强调了先例的重要性，即 “为人们在处理事务时提供至少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同时也为法律规则的有序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它也承认，“过于僵化地遵循先例可能会在特定案件中导致不公正，还会过度限制法律的适当发展”。因此，虽然上议院先前的判决通常具有约束力，但在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背离这些判决。
尽管《实务声明》由上议院发布，但它在最高法院具有同等效力。根据最高法院的《实务指引》，上诉人在申请向最高法院上诉时，需在申请表中注明是否提议要求法院背离其自身或上议院的某项判决[6]。最高法院有12名大法官，但我们通常由5人组成的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不过，如果在要求法院背离先例的案件中上诉许可获得批准，将召集一个扩大的合议庭来决定该案件。这样做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一种风险，即当大法官们存在分歧时，不同组成的合议庭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决。
正如我所解释的，根据1966年的《实务声明》，最高法院在认为正确的情况下，会背离其或上议院的先前判决。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呢？[7]
答案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接受援引1966年《实务声明》的请求之前，最高法院会 “极为审慎”[8]，因为它认为 “不破坏先例的作用及其所促进的确定性很重要”(Henderson v Dorset Healthcare University NHS Foundation Trust [2020] UKSC 43)。因此，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大法官们如今可能会对案件做出不同的判决，就推翻过去的判决[9]。正如在一个案件中所指出的，如果在第一次上诉中多数人持有的一种合理观点，可能被在第二次上诉中倾向于另一种合理观点的多数人推翻，那么最初的合理观点又可能在第三次上诉中，因多数人倾向于它而恢复，这样判决的终局性就会完全丧失（R v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er, ex parte Hudson [1972] AC 944）。对于立法或其他文件解释的具体问题，法院重新考虑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取决于主观判断，而不像涉及法律原则的更广泛问题（ex parte Hudson）。《实务声明》特别提醒，在推翻先前判决可能会追溯性地扰乱合同及其他商业交易基础的案件中要格外谨慎。显然，企业需要确定他们签订的合同会以可预测的方式得到解释和执行。财产和税务安排的结算也是如此。刑法领域对确定性的需求尤为突出（Horton v Sadler）。一般来说，近期的先例比长期存在的先例更容易被重新考虑，因为人们更有可能依赖后者（ex parte Hudson）。法院还会考虑对法律的任何提议修改是否过于复杂，或者是否会带来潜在的不公正或更广泛的影响，以至于该问题更适合留给立法机构处理（ex parte Hudson）。另一方面，如果一项判决被认为阻碍了法律的正常发展（ex parte Hudson），或者明显造成了不确定性、行政困难或个别不公正(Oldendorff v Tradax Export [1974] AC 479)，法院就会重新考虑该判决（ex parte Hudson）。
在明确需要对普通法进行更新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愿意背离先例。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最高法院愿意推翻国内先例，以跟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10]。例如，2013 年的一项判决（Smith v Ministry of Defence [2013] UKSC 41）涉及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阵亡士兵的家属对政府提起的索赔。其中一个问题是，就《公约》第2条而言，在海外军事行动中阵亡的英国士兵在死亡时，是否处于英国的管辖范围内。在三年前的一项判决中（R (Catherine Smith)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2010] UKSC 29），最高法院得出结论，除非英国士兵身处英国军事基地，否则《公约》权利不适用于在海外执行现役任务的他们。然而，欧洲人权法院随后的一项判决（Al Skeini v UK (2011) 53 EHRR 589）明确表明，这一结论不再成立。
其次，在认为法律明显错误，且没有立法改革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会背离先例。2020年判决的一个案件（Test Claimants in the Franked Investment Income Group Litigation and others v Commissioners for 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2020] UKSC 47）就是近期的例证。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涉及时效问题，类似于民法中的诉讼时效概念。在上议院先前的一个案件中（Deutsche Morgan Grenfell Group plc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2006] UKHL 49），判定如果诉讼因法律错误而起，且在有关期间内法律不明确，那么只有在终审上诉法院的判决权威性地确定了法律的真实状态时，该错误才被视为被发现（或可合理地被发现），时效期限才开始计算。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这类案件中，提起诉讼往往没有时效限制。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多数人采用了新的判定标准：当处于索赔人地位的一个合理勤勉的人能够知晓存在法律错误的实际可能性时，时效期限就开始计算。这里没有对立法改革的预期，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推进法律委员会关于时效法改革的建议。
第三，在明确背离先例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期望和价值观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会这么做。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一起医疗过失案件，原告在分娩时出现并发症后提起诉讼（Montgomery v Lanarkshire Health Board [2015] UKSC 11）。原告患有糖尿病，这意味着她更有可能生下巨大儿，正常分娩时会有并发症风险。但她的医生没有告知她这一风险，也未提及剖宫产的替代方案。下级法院驳回了该索赔，他们适用了1985年上议院判决中规定的标准，即向患者提供信息的数量由医疗判断决定（Sidaway v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Bethlem Royal Hospital and the Maudsley Hospital [1985] AC 871）。然而，最高法院否定了这一做法。它指出，由于社会和法律的变化，相比过去，如今的患者期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以便参与自己的治疗决策。因此，原告的医生本应告知她如果正常分娩，出现并发症的重大风险。
以上就是对最高法院背离自身或其前身（上议院）先例的经验的简要介绍。当然，法院也经常被要求背离下级法院的先例。如果这些先例已存在多年，尤其是在法律确定性尤为重要的领域，法院在这么做时会持谨慎态度。还值得注意的是，背离先例只是法院处理先例的一种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法院更倾向于完善或限定早期判决中阐明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含义和适用范围[11]。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前任法官以及在我们之后发展普通法的法官持续进行对话。
我深知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先例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需要在遵循过往带来的确定性，与法律因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求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希望我讲述的英国最高法院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展情况，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注释
注[1]:
本文是在乌克兰最高法院于2023年1月20日举办的 “法治实施：现代条件下最高法院的作用” 国际会议上以线上方式发表。
注[2]：
根据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第40条 管辖权：
(1) 最高法院是一个更高级别的法院。
(2) 对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上诉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任何命令或判决，均可向上诉至最高法院。
(3) 对于苏格兰某一法院的任何命令或判决，若在本条生效之时或紧接生效之前，该法院的上诉案件可上诉至上议院，则可上诉至最高法院。
(4) 附表 9——
(a) 将上议院的其他管辖权移转至最高法院，
(b) 将权力下放方面的管辖权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移转至最高法院，并且
(c) 作出其他与管辖权有关的修订。
(5) 最高法院有权裁定，为了在根据任何成文法向其提出的上诉中实现公正审判而必须裁定的任何问题。
(6) 根据第 (2) 款提出的上诉，只有经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许可才可进行；但这须受任何其他成文法中对该类上诉作出限制的规定的约束。
注[3]:
在Austin v Mayor and Burgesses of the London Borough of Southwark [2010] UKSC 28一案中，Lord Hope明确：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必要以本院自己的名义重新发布《实务声明》，将其作为一项新的声明。这是因为该声明在本院所具有的效力，与它此前在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时所具有的效力一样。它是与上议院上诉审理相关的既定判例法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判例法已根据 2005 年《宪法改革法案》第 40 条移转至本院。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本院是否有权背离已提及的上议院先前的判决，而是在本案的具体情形下，本院这样做是否恰当。
判决原文：25.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t thought it necessary to re-issue the Practice Statement as a fresh statement of practice in the Court’s own name. This is because it has as much effect in this Court as it did before the Appellate Committee in the House of Lords. It was part of the established jurisprudence relating to the conduct of appeals in the House of Lords which was transferred to this Court by section 40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So the question which we must consider is not whether the Court has power to depart from the previous decisions of the House of Lords which have been referred to, but whether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it would be right for it to do so.
判决全文：https://supremecourt.uk/uploads/uksc_2009_0037_judgment_1d397d0e5e.pdf
注[4]：
在Knauer v Ministry of Justice [2016] UKSC 9一案中，Lord Neuberger and Lady Hale明确：不削弱先例在普通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尽管看起来很明显，在 “库克森诉诺尔斯案”（Cookson v Knowles）以及 “格雷厄姆诉多兹案”（Graham v Dodds）中，针对争议焦点的推理和结论都存在缺陷，至少从当前的实践来看是这样，但让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顾问尽可能确切地知晓法律规定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诉讼成本可能非常高昂的当下，法律中的确定性和一致性是极为宝贵的要素。如果下级法院太容易背离上级法院的推理，那么结果的确定性和处理方式的一致性就会降低，而这将有损于法治。
判决原文：Furthermore, it is important not to undermine the role of precedent in the common law. Even though it appears clear that both the reasoning and conclusion on the point at issue in Cookson v Knowles and Graham v Dodds were flawed, at least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practice, it is important that litigants and their advisers know, as surely as possible, what the law is. 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the cost of litigating can be very substantial, certainty and consistency are very precious commodities in the law. If it is too easy for lower courts to depart from the reasoning of more senior courts, then certainty of outcome and consistency of treatment will be diminished, which would be detrimental to the rule of law.
判决全文：https://supremecourt.uk/uploads/uksc_2014_0217_judgment_c9b6da7c61.pdf
注[5]：
自我约束性先例原则通常被认为源自“伦敦电车公司诉伦敦郡议会案”（London Tramways v London County Council[1898] AC 375）。然而，上议院上诉委员会受其自身先前判决约束这一规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判决。见大卫?普格斯利所著《伦敦电车公司案（1898年）》（发表于1996年《法律史杂志》第17卷，第172页），以及路易斯?布洛姆-库珀所著《1966年及相关种种：〈实务声明〉的故事》，收录于路易斯?布洛姆-库珀、布莱斯?比克森和加文?德鲁里编著的《1876年至2009年的上议院司法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章，第129页。
注[6]:
更多参见：https://supremecourt.uk/how-to-appeal/practice-directions
注[7]:
大卫?费尔德曼，《背离欧盟已保留的判例法》，英国宪法法律协会博客文章，2021年1月11日, 原文地址： https://ukconstitutionallaw.org/2021/01/11/david-feldman-departing-from-retained-eu-case-law/15Knaue
注[8]:
同样在Knauer v Ministry of Justice [2016] UKSC 9一案中，Lord Neuberger and Lady Hale明确：在接受要求援引1966年《实务声明》的请求之前，本院应当极为审慎。然而，我们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在本案中我们应当这么做。至少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上议院就争议焦点所作的两项判决中的推理的适用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对这些推理的适用也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此外，这还促使 “法院……以不充分的理由对这些判决加以区分”（引用霍夫曼勋爵在 “ A 诉霍尔案” [2008] AC 844，第 25 段中的表述），这意味着结果的确定性和处理方式的一致性正受到破坏。最重要的是，自先前的判决作出以来，相关的法律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就是 “威尔斯诉威尔斯案” 的判决以及《奥格登赔偿表》的采用，再结合刚才提到的其他因素，构成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改变法律的理由。
判决原文：This Court should be very circumspect before accepting an invitation to invoke the 1966 Practice Statement. However, we have no hesitation in concluding that we ought to do so in the present case. At least in the current legal clim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asoning in the two House of Lords decisions on the point at issue is illogical and their application also results in unfair outcomes. Further, this has encouraged “courts … to distinguish them on inadequate grounds” (to quote Lord Hoffmann in A v Hoare [2008] AC 844, para 25), which means that certainty and consistency are being undermined. Above all,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a material change in the relevant legal landscape since the earlier decisions, namely the decision in Wells v Well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Ogden Tables, when taken with the other factors just mentioned, gives rise to an overwhelming case for changing the law.
注[9]:
在Horton v Sadler[2007]1AC307一案中，Lord Bingham表明：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上议院极少且审慎地行使其背离自身先例的权力。仅仅因为后世的上议院法官可能会以与前辈们不同的方式解决某一问题或阐述某一原则，这从来都不被认为足以成为背离先例的正当理由。上议院被提及了在诸如“R诉国家保险专员，哈德森（第三人）申请案”（[1972]年《上议院判例汇编》第944页，第966页、第971-972页、第973页、第993页、第995页、第996页、第1023-1025页）以及更近一些的“R诉G案”（[2003]年英国上议院第50号判例，[2004]年《上议院判例汇编》第1卷第1034页，第30-35段）等案件中所发现的原则性表述。正如在1966年的《实务声明》（[1966]年《每周法律报告》第1234页）中所明确的那样，上议院先前的判决在通常情况下具有拘束力。但是，过于僵化地遵循先例可能会在某一特定案件中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并且过度限制法律的发展。当上议院认为有正当理由这么做时，它将会背离先前的判决。
判决原文：29.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House has exercised its power to depart from its own precedent rarely and sparingly. It has never been thought enough to justify doing so that a later generation of Law Lords would have resolved an issue or formulated a principle differently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The House was referred to statements of principle found in such cases as R v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er, Ex p Hudson [1972] AC 944, 966, 971-972, 973, 993, 995, 996, 1023-1025 and, more recently, R v G [2003] UKHL 50, [2004] 1 AC 1034, paras 30-35. As made clear in the 1966 Practice Statement ([1966] 1 WLR 1234) former decisions of the House are normally binding. But too rigid adherence to precedent may lead to injustice in a particular case and undul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House will depart from a previous decision where it appears right to do.
判决原文：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0506/ldjudgmt/jd060614/horton.pdf
注[10]:
根据1988人权公约的第2部分（1），《公约》权利的解释
(1) 法院或法庭在裁定与某项《公约》权利相关而产生的问题时，必须考虑以下任何内容：
(a) 欧洲人权法院的任何判决、裁定、声明或咨询意见；
(b) 欧洲人权委员会在根据《公约》第 31 条通过的报告中给出的意见；
(c) 欧洲人权委员会与《公约》第 26 条或第 27 条第 (2) 款相关的裁定；或者
(d) 部长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46 条作出的决定，
无论上述内容是何时作出或给出的，只要法院或法庭认为其与该问题所产生的诉讼程序相关即可。
(2) 对于根据本节可能需要考虑的任何判决、裁定、声明或意见的证据，必须在任何法院或法庭的诉讼程序中以规则所规定的方式提供。
(3) 在本节中，“规则” 指法院规则，或者就法庭的诉讼程序而言，指为实施本节规定而制定的规则：
(a) 由 [（大法官或）国务大臣] 就苏格兰以外的任何诉讼程序制定；
(b) 由国务大臣就苏格兰的诉讼程序制定；或者
(c) 由北爱尔兰的一个部门就北爱尔兰某一法庭的诉讼程序制定，该法庭：
(i) 处理已移交的事务；且
(ii) 对于该法庭，根据 (a) 项制定的规则并不生效 。
原文：2.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
(1)A court or tribunal determining a question which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a Convention righ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any—
(a)judgment, decision, declaration or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given in a report adopted under Article 31 of the Convention,
(c)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Article 26 or 27(2) of the Convention, or
(d)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aken under Article 46 of the Convention,
whenever made or given, so far 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or tribunal, it is relevant to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that question has arisen.
(2)Evidence of any judgment, decision, declaration or opinion of which account may have to be taken under this section is to be given in proceedings before any court or tribunal in such manner as may be provided by rules.
(3)In this section “rules” means rules of court or, in the case of proceedings before a tribunal, rules mad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by F1. . . [F2the Lord Chancellor 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relation to any proceedings outside Scotland;
(b)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in Scotland; or
(c)by a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before a tribunal in Northern Ireland—
(i)which deals with transferred matters; and
(ii)for which no rules made under paragraph (a) are in force
注[11]:
更多参见：https://supremecourt.uk/uploads/uksc_2022_0077_judgment_5438adad0f.pdf